澳大利亚下一次利率决定将先于下一份通胀报告公布。这个小小的日程差异，有助于理解澳洲联储对物价日益棘手的讨论：委员会必须判断现有证据是否足够，以及等待可能付出多大代价。
副行长安德鲁·豪瑟在9月8日的采访中承认公众对通胀感到愤怒，但没有接受再次加息不可避免的说法。澳洲联储的采访记录描述了围绕上行风险的争论，以及在漫长的通胀回归目标过程中保护就业的代价。这是在说明政策难题，而非宣布解决方案。
缺少下一份月度数据的决定
已公布的会议安排显示，货币政策委员会将在9月28日至29日开会。澳大利亚统计局计划在9月30日公布8月消费者价格数据。因此，29日作出的决定不能以这份尚未公布的报告作为公开证据。
这不意味着决策缺乏信息。政策制定者可以把最新通胀报告与产出、就业、企业信息和金融条件结合起来评估。但投资者应区分两种说法：现有证据已经充分，以及下一份数据已经知晓。豪瑟在采访中明确否认了后者。
这种区别影响着声明的解读。如果央行行动，关键是哪些风险让它认为有必要在新增观察值出现前出手。如果等待，关键则是它还需要什么信息。无论哪种结果，都不能单独证明次日数据将认可或推翻整套政策策略。
年度通胀率下降时，价格仍可上涨
7月CPI报告显示，总体年度通胀率从6月的3.8%降至3.5%，年度截尾均值通胀率则保持在3.6%。7月价格环比未经调整上涨1.0%，经季节调整上涨0.6%。这些数字采用不同的比较方式，彼此并不矛盾。
年度通胀率将当前价格水平与一年前比较，月度通胀率则与上个月比较。如果去年一次较大涨幅退出年度比较，即使当前价格继续上涨，年度通胀率也可能下降。截尾均值又回答另一个问题：它减少极端价格变动的影响。
对家庭而言，通胀放缓通常也不会消除购物账单已经积累的涨幅。回到目标意味着价格上涨变慢，而非物价普遍回到过去水平。这一算术关系有助于解释，为何通胀标题改善未必立即减轻结账时的负担。
它也限制了投资判断。总体年度通胀率下降令人鼓舞，但不足以单独证明持续压力已经消失。同样，一次较高的月度读数也不足以证明新一轮加速。决策需要考察涨价范围和持续性，而不是挑选支持既定利率预测的比较口径。
家庭与债券持有人面对不同的时间表
9月2日公布的6月季度国民账户显示，实际GDP环比增长0.4%，人均增长四舍五入后为零。因此，总量经济可以扩张，而普通居民没有感受到同等改善。产出也不能直接衡量某个家庭可支配的现金。
传导渠道因资产负债表而异。如果贷款利率上升，在其他条件不变时，面临重新定价的借款人用于其他消费的现金就会减少。存款人则可能获得更多利息。零售商的风险取决于客户群体和定价能力；银行既可能增加收入，也可能承受信贷质量压力。这些是条件性机制，而非对个别企业的预测。
债券持有人还面对另一种时间差：预期变化时，债券价格可能在央行调整利率前就发生变化。因此，广泛预期的加息与同等幅度的意外加息，市场效果可能不同。仅凭采访无法可靠量化市场已经计入多少紧缩。
等待同样有代价
支持耐心的最强理由是，之前的紧缩可能仍在通过借贷与支出决定发挥作用。信心疲弱值得关注，不必要的进一步紧缩可能损害就业。支持行动的最强理由则是，持续通胀可能改变工资谈判、企业定价和对目标的信心，使未来调整更加困难。
ABC对采访的报道凸显了家庭不满与央行就业目标之间的张力。愤怒与沟通和公信力有关，但不能替代对通胀和闲置产能的测量。
持续的基础通胀放缓与劳动需求转弱，将加强等待的理由。如果基础价格压力持续而需求仍有韧性，则会支持另一种选择。在这些趋势更明确之前，应根据委员会当时阐明的证据与权衡来评价9月决定。日程制造了信息缺口，却没有用一次预定加息来填补它。